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建院15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

21世纪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我认为，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总是同实践的发展分不开的。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良好的机遇也面临激烈的挑战。在整个世界经济大背景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全球化的内涵进一步扩大，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迅猛发展，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因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我们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骤的加快，我们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安全会受到影响。中国加入WTO后，就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则办事，而必须受到WTO有关规则的制约。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实现的，很多规则的制定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所以，全球化的结果并不是导致全球繁荣、富裕，而是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如何在20世纪走向振兴的基础上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经济学应为实现这个伟大复兴，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服务。

要实现这个目标，涉及到基础理论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指导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需要发展，但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知识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而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得到，所以，21世纪的经济学家面临一个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这种创新既是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也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创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整个经济学上是一个创新，因为马克思原理中不存在这个概念，西方经济学中也不存在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只是一个理论的假定，还没有在实践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市场经济如何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机结合的问题。公有制企业应是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借助政府支持获得生存，求得发展；第二，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需要理论进行探索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坚定的认识，我们可以建立市场经济，但是建立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如果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学就很难有创新。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确实需要有个创新，这个创新集中体现在如何使我们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理论变成现实，然后在实践中反复检验，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学将会给全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和希望。

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宝库。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发展生产是目的，改变生产关系是手段。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发展生产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深刻反映了社会经济的本质要求。

生产与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决定生产。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动力和归宿。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增加供给，而且要剌激消费，扩大市场，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

货币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货币（价值）增殖是经济运行的目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要充分发挥货币、信用、证券、保险等金融工具的作用，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股份经济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规模大型化的必然要求。证券市场可以加快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加快分散的小资本向集中的大资本的转化；可以调节社会资本在各部门的分配，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发挥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的优势，提高资本与企业的效率。股份经济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发展股份经济和证券市场，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要防止金融垄断、金融诈骗和金融投机，做到有序和规范。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每个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差别，由于价值与价格背离，因此，出现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因此，国家要通过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两极分化。

马克思经济理论博大精深，我们要认真学习，结合实际加以运用，那种认为《资本论》“过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承认，中国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可以称得上国际大师级的人物，即到现在还没有出现真正引导整个经济学科理论发展思考的大师级人物。但是这几年我在各种场合常常说：“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名师辈出、大师级的人物引导世界经济学科发展潮流的世纪。”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中国籍的经济学家，而是总结归纳了世界经济学发展的潮流得出的结论。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管是马列主义的，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都集中在英国，是英国籍的经济学家，或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籍的经济学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主要是集中在美国，不是美国籍的经济学家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籍的经济学家。

那么为什么上世纪经济学家会在一个时代相对集中在一个地方呢？我想是因为经济理论本身作为理论的特性决定的。理论是什么？理论是解释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从逻辑体系来讲的话，很难说一套逻辑体系比另外一套逻辑体系更重要。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一些人的理论是大师级的理论，而一些人的理论是不那么重要的理论？其关键在于它们解释的现象重要不重要。如果一套逻辑理论体系解释的现象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现象，那么这样的理论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级的大师。

而我们如何判断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呢？我认为经济现象的重要性依赖于这种现象所发生的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我认为，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世界经济大师的产生地这种转移反映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一向持乐观的态度。虽然我们现在年人均收入还比较低，虽然我们现在距离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改革，我们绝对可以在这个世纪——21世纪的时候，而且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到了那个时候，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是研究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世界级的成就。

我们要踏踏实实地研究本土问题。因为只有研究本土问题，我们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只有研究本土问题的现象，我们所提出的逻辑体系、我们所提出的理论才是一个创新的理论。当然，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说自古以来都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的当然也不少，研究外国思想史、外国经济现象及理论的也有。但我认为绝大多数——95％以上——的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中国问题；即使是研究外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所以本土化、以中国问题作为研究中心在中国不是一个是否进行研究的问题，而是研究方法，即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

既然经济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在研究问题上，首先要遵循研究的严格形式逻辑。现在国内每年发表的文章不少，但是前后的逻辑存在矛盾的也不少。如果我们真的想从现象提升到理论，形式逻辑是一个前提。光谈逻辑还是不够的，经济学家不是逻辑学家，经济学家也不是数学家，但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首先是内部逻辑的一致的理论。更重要的是，逻辑的推论必须跟现象是一致的。因为理论是帮助我们了解现象、帮助我们预测现象。

但是每个人自己的思考、每个人自己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想利用中国经济现象这个肥沃的土壤，靠研究这个肥沃土壤的现象把我们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国际的水平上来，我们还缺少一种氛围。就是说在经济学的讨论、经济学的批评当中应有一个科学的氛围。首先要看别人的观点当中，其逻辑体系是不是一致的，有没有前后逻辑矛盾。这是我认为所要遵循的第一个理论原则。其次，我们必须遵循的理论批评的原则是要看这个理论是否真能解释现象。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经济理论非常漂亮，逻辑体系非常完整，可是推论与现象是不一致的。与现象不一致的理论是逻辑游戏。

如果在理论研究中集中于本土化问题，并自觉遵循我所提倡的形式逻辑的一致性及理论推论跟现象一致性这两点原则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有机会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让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将成为世界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这也是我们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因为我本人在具体经济实际部门工作，经常涉及经济咨询问题，我想探讨一下21世纪的经济学研究和21世纪的经济咨询业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才能结合得更好一点？我想有三件事可以做。

第一件事是培育人。通过大学研究机构培育合格的优秀的经济学人才，为经济工作培育高素质的工作人员。现在我感觉我们的一些实际部门在观念上是落后的，落后于我们的经济学界。改变这种状况最好的办法还是改变我们的观念。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育人，靠新人，老人改变观念是很难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大学培育高质量的人才，补充到我们的队伍中去。

第二件事就是传播信息，也就是使我们经济学科结构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我们不可能全部引进新人。要革新观念，必须引进新的思想，比如说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对我们观念的革新是有利的。

第三件事我认为更为重要，就是对国家部门的一些经济决策保持一种建设性的批评态度。对有关经济部门决策保持一种健康的压力，是很重要的一种作用。坦率地说，至少在国有企业的改革、结构调整等方面，这种压力是发挥很大作用的。比如说债转股。我认为债权转股权的工作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学界的作用发挥得最充分的一次。建设性的批评对这项工作保持健康发展发挥了最好的作用。最好的含义不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工作者参与了这个方案的制定，而是保持了批评的压力。最先进行债转股的并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九十年代初日本也做了一部分。但现在如何把债转股作为一种我们必须付出的学费而使我们的体制完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给我们国有企业资金构成的多元化创造了一个机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多元投资的公司制。发展治理结构很重要，但若没有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真正的发展治理结构就建立不起来。

针对“21世纪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个话题，我想谈三个想法：

1．要想使21世纪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世纪，21世纪的经济学家就必须有独立人格和创新思维。也就是说，要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进行的研究要求经济学家要有独立人格和很强的创新能力，需要对已有经济学和未来经济学进行创新，做不到这一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就不会成为经济学家的摇篮。要想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创新思维的经济学家，需要有思想准备；要有牺牲精神。不要以为经济学研究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有闯劲就行，要有应有的牺牲。如果没有牺牲精神，要想在未来的经济学中作出更大贡献，那是不可能的。

2．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必须懂得和关注世界技术的发展。未来的高新技术在改善人们生活，改变人们习惯，改变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将起到重大作用。对于研究经济学发展的人来讲，当然要懂得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将很难有突破，不利于未来经济学的发展。现在的经济学家一个很重要的不足就是不懂得技术，不了解技术对人们生活的改造作用。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实际上对技术没有作更深入的分析，虽然也强调技术很重要，但是没有分析过它，没有分析过经济生活的实现条件，所以现在的经济学家不了解技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现在可以原谅，在21世纪就不可以原谅了。我认为，未来的经济学家应是经济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希望目前我们培养的学生能朝这个方向努力。

3．经济学家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还要重视学术发展在实践中的运用。我认为，中国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火花不断迸发，各种创新都有，但实际上，各种创新是非常滞后于实践，以至于理论和实践两条线非常明显。其次，法律体系滞后。实际上很多研究成果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但在法律体系中反映不出来。所以，即使研究成果再多，也不会对实践产生什么推动意义。第三，研究成果教学化滞后。我们的许多研究成果富有创新，但很少反映在教学实践上，造成一些人在研究，另一些人学习的东西并不是这些研究成果。北大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北大经济学院要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应朝这个方向迈进。第四，对产权制度的研究滞后。现在，关于产权方面公认的规定有四条，但是所有的教科书都只谈一条——产权明晰。因此，学生在进入实践后就难以解释不是由于产权不清晰而建成的其它企业问题，如民营企业出问题不是由于产权不清晰，而是由于产权结构不合理。相信对上面几个方面的滞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21世纪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伟大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一次真正的经济学的革命，它至少包括了八个方面的转变：从主要作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分析转向具体的经济发展、改革的思路和相应的政策措施的研究；从主要作“应该是什么”的理想化纯逻辑性的分析转向作正视国情特色、地区特性、行业特点的“可能是什么、只能是什么”的实证分析；从主要是引经据典，在“语录”中寻真理式的分析转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研究；从主要是作政策的注解转向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开始体现“实践第一性、理论第二性、政策第三性”的特征；从就事论事转向既重“这一个”，又重其它的全面的综合的分析；从追求单一的“最优”理想目标的研究转向从实际出发考虑特定环境制约的“较优”目标的研究；从舍我其谁、唯我正确的排斥性研究转向相互借鉴的兼容性研究；从主要是作抽象的质的分析转入借助现代经济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作相关数据测算和量的分析。正是通过这一革命，中国经济学逐渐走向真实、科学、精细与成熟。但今天，中国经济学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同实践上的“大转变”相关，过去每一个理论观点的提出，都可能产生争论、引起震动、形成创新，而今天，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一些涉及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问题大多在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中形成了共识，理论研讨的主题已转移到经济运行层面涉及到比较具体的问题，而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各家观点可能互补性更强而不是排斥性很大，因而不一定像以前那样形成针锋相对的争论，也不一定像以前那样明显地展现其创新性。经济学的研究会更加明显地体现出平实的特点。但经济学家们是不甘寂寞，不甘平稳的，这种“不甘”可能会促进经济学新的革命，但弄不好，带来的也可能是经济学的假革命。目前似乎有这么一点迹象了：例一，追风赶浪，把一斑当全豹。曾几何时，我们把“知识经济”炒的满天响，说我们已经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了，要迎接它的挑战。最后，除了出了百十本知识经济的书，有人赚了不少的钱外，一切还是依旧，我们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是依旧，我们还是正在迈向现代化工业的国家的状况依旧。我们不是不要关注新的东西，但不可见风就是雨，要搞清楚了再提口号。例二，附庸风雅，把“经济”当廉价标签到处贴。这也“经济”，那也“经济”，我想，下一步该出现“公厕经济”、“小姐经济”、“麻将经济”了。例三，故弄玄虚，把简单问题搞复杂。我们经济学界的许多大师级的老专家，总是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好让大家明明白白。然而现在有些文章，却是晦涩难懂，尽量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大有不把别人难倒不罢休之势。例四，食洋不化，拿着教条当大旗。动辄萨缪尔逊怎样说，弗里德曼那样言，但是，中国的实际是什么，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不清楚。

我认为21世纪经济学发展有5大趋势，换言之，我对经济学发展趋势有5个猜想。

趋势之一：主流经济学仍然在自我逻辑的基础上深化，或说仍然有自己发展的空间。比如，期权理论和货币区域理论先后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运用主流经济学基本理念，解释新的经济现象，仍然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趋势之二：各分支经济学如转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将得到较快发展，并推动基础经济理论的深化。转轨经济学反映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众多国家的实践，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国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转轨经济学既表现出与现代经济学共同的一面，也出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经验和理论。这如同当年的发展经济学一样，同样在丰富着主流经济学的内容，深化着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包括中国加入WTO，使一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更紧密了，甚至融为一体了。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必将会引起相应经济理论的重大调整。因此，国际经济学如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学科，与基础经济学表现为更大程度的合二而一，影响着21世纪经济学的发展。

趋势之三：21世纪除经济学以外的人文科学，将与经济学进一步融合，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所讲的人文科学主要指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当然还有哲学。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似乎独立出来的潮流，可能将出现反复，即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将重新成为非常引人注目的显学。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当年所做的，在他的体系中融合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众多学科的情况一样。

趋势之四：是自然科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将难以达到20世纪的深度和高度。比如，在20世纪，数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很大。由于微积分产生而导致了边际经济，由于联立方程导致了均衡，由于线性代数导致了投入产出等。当然，还有物理和化学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对经济学几乎是根本性的改造。在21世纪，自然科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相对可能呈下降趋势，这与上面人文科学影响可能情况是相反的。比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系统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对经济学的巨大影响没有持久下来。同样，计量经济学虽然发展很快，但其结果的可适用性，仍然没达到理想程度。原因之一是，由于现实社会中多种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正确的数字结果。而这要从人文科学上找出路。预计数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将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21世纪的中期后因新的突破而再次崛起。

趋势之五：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构成重大挑战。建立在新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理念，已形成了对主流经济学强有力的挑战。有众多学者在总结基本理论观点的相异之处。这种挑战有两种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新经济理念与传统经济理论逐步融合，合二而一，叫刷新经济理论。另一种可能性是，现在新经济中的一些经济现象，的确难以用传统经济学解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边际成本一定上升的理论出现失效。因此，有可能在这些理论观点基础上，形成经济学中新的板块。

经济学的发展总是被打上时代的烙印。重大的经济实践总会产生重大的经济理论。15、16世纪英国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以及英国外贸的迅速发展产生了重商主义。西方工业的发展产生了17、18世纪英国的发展，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生。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在新旧世纪之交，新经济的发展又导致经济学新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同样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经济学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采取一种经院式的研究，用注经式的方法研究与实际严重脱节的理论。少有的真知灼见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仅没有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反而为中国的经济恶化尽了不菲之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学家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大量吸收古今中外经济学丰富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对于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从仅仅着眼于规范的研究，发展到规范与实证研究并重；从只重视定性的研究，到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经济学不再仅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讨论生产关系的优劣上，而是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上。中国经济的繁荣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一样，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甚至发展的相对水平还不能和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相提并论。至少中国已经出口了许多自己的产品，但是我们还没有出口一种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我们只有进口，还没有出口。在众多的公认的经济学定理中，还没有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定理。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逐步加速的今天，中国的经济需要和世界接轨，中国的经济学同样需要和世界接轨。这种接轨不仅仅是只进口国外的经济学理论，也要出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中国经济学研究，从概念到理论体系，还很不规范。像网络经济的发展需要产品的标准化与兼容一样，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标准化和兼容。在这一方面，“首先行动者优势”这一博弈论中的重要命题也是成立的。首先行动者的理论往往就是标准化的理论和兼容的对象。要使我们的经济学能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将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扎扎实实打好基础、牢牢把握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我们就不仅能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也能为经济学在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也能够成为标准化与兼容的对象。

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更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科学。因此，要求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工作者必须具有社会历史使命感。

古典经济学家的时代，之所以优秀的经济学家均关注价值问题，并且多以在这一命题上的贡献而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痕迹，价值命题是那个时代的热点，根本原因在于，那一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式尚未真正占统治地位，作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必须通过自己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文明的历史公正性、合理性等做论证。为什么要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替代封建，是因为资本比封建更正义、更公平。为什么更正义、更公平？是因为它更有价值，那么什么是价值？怎样在价值面前实现平等？这类问题自然成为讨论的热点。19世纪中后期以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再关注价值，而是关注均衡价格，致力于去发现均衡的位置，关键也在于这时资本主义市场文明已成统治，不需要再为其历史的公正性加以论证，而只需论证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才更有效，因而最有效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自然成为热点。马克思之所以写《资本论》，不外乎是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公正、不合理性，并对更合理、更公正的新社会作出历史的天才的预测。

我们的时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不能不同时面对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需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公正性、合理性去争辩，这一争辩不仅包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且包含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传统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阻碍和瓦解作用并不低于资本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威胁，自“五四”开始的中国反封建，恐怕要到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称得上根本完成。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需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才能科学地建设和运用去探索，建立一种制度，目的是更科学、有效地运用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性过程中，中国历史因素当然是必须尊重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可行性，可行性则又重在尊重国情，同时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文明的先进成果，且不说新经济时代提出的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仅就西方市场经济积几百年的历史而言，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考虑经济及经济学的开放性不能脱离国情，同样，尊重国情和本国特色不能尊重历史的糟粕，并不是说凡是中国的，甚至是具有强大传统力量的因素都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